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币权扩张及其对世界格局演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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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俞使超（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全球经历了新一轮经济格局变革、政治版图重塑和国际秩序重构的过程。当下，主要大国的战略竞争强度上升，国际局势变乱交织，贸易战频繁发生，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冲击全球治理体系，世界局部地区出现动荡和混乱。作为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无疑是影响国际秩序变动和世界格局变迁的最显著变量，而代表美国核心利益的金融体系更是美国影响世界的最大“软实力”。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体系的控制者和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在世界经济和政治谈判与协调中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和决策权，甚至为所欲为，重要原因在于其拥有强大的货币金融权力，亦即币权。在很大程度上，货币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兴衰荣辱，是主导世界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那么，币权是如何产生的？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币权有哪些新的变化？这对于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向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把握时代脉络，而且对于观察当前错综复杂、波诡云谲的国际局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币权的产生及其国际形态

币权并非当今经济和金融全球化时代才有的现象。币权是随着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的价值或交换价值统一由货币代表后产生的现象。在生产的社会分工条件下，生产者专门从事某一种产品的生产，每个人的劳动都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各个生产者又是独立和分散从事生产的，因而生产者的劳动是私人劳动。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使生产者的劳动兼有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而必然产生矛盾，最终解决矛盾的办法是劳动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生产者把商品作为交换手段，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劳动的社会性质。这样，商品经济也就产生了。当劳动产品作为交换手段来使用时，劳动产品便被用作交换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相交换的量的比例。使用价值不同的两种商品之所以能够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交换，根源在于它们均是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物，即价值。然而，商品作为价值无法通过它的物质外观表现出来，这就涉及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问题。随着商品交换的持续进行，商品自身的价值或交换价值最终统一由货币来代表，货币成为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具有可以直接与其他任何商品交换的属性。因此，当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存在，价值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后，任何产品的生产都被转化为价值的生产，尤其是当价值以货币来代表后，货币似乎拥有了一种特权，可以支配一切。“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

总之，货币是一种社会的范畴。当货币产生后，产品的物物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这就赋予货币或货币持有者一种权力：掌握社会财富。从表面上看，货币权力是对货币的控制能力或财富的索取权力，但这种权力说到底来源于货币所代表的人类劳动创造的价值。换言之，币权依然是以价值为实体而形成的，币权是商品生产关系的产物。币权随着经济发展和货币形式演变而具有不同的形态，相应地，国际社会上的币权形态也随之发展演变。

在简单的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基本上是以贵金属的形式出现，而贵金属的稀缺性决定了经济体中流动性的有限性进而影响商品交换的广度和深度。此时，币权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很难与政治权力相提并论。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一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特殊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建立。同时，现代银行和新型融资制度也在西方产生，以债券为抵押进行货币发行的新机制诞生，这时的货币成为国家信用的产物。建立独立的金融体系，利用金融的衍生效应创造大量流动性是人类在经济领域内的一项重要创新活动，这极大地推动了货币的聚集和货币形式的演变。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金融体系建立后，货币转化为资本，货币权力也转化为资本权力，整个社会从追求政治权力的争夺逐渐转变为追求金钱或资本所带来的地位与权力。这种形态的货币权力或资本权力源于资本家通过其拥有的生产资料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由于资本主义具有不断对外扩张的特性，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和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逐渐产生，货币权力最终发展到了国际层面———货币霸权，这是币权的最高形态。

在货币霸权形态的币权体系中，少数实力雄厚的国家的货币成为世界货币，这些国家可以通过确立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货币体系来控制全球资本流动，左右全球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进而影响世界政经格局变化。历史上的英国就曾通过确立以英镑为主导的金本位制，不仅获取了大量铸币税，还自主发行远高于黄金储备的英镑银行券，支持了英国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张。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金融资本的地位和作用空前提高，少数金融寡头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并在全球扩张中形成国际金融寡头，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产生深刻影响。“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因此，当今金融全球化下的币权代表的是少数金融资本集团对其他国家财富和资源占有的权力。

当下，控制全球币权的主要是美国金融资本，这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将国际货币体系引入纸币时代，黄金与美元脱钩，美国拥有了一系列特权和优势：国际金融规则制定权、国际金融机构和全球信用评级机构控制权；强大的金融制裁权；美元在全球商品和资本交易中的核心地位；全球最活跃的金融市场；等等。凭借着对全球币权的垄断，美国可以直接印刷纸币换取他国辛苦生产的物质财富；压低从他国进口的商品、劳务的价格；通过美元的升值和贬值，引发和制造金融危机，洗劫他国财富，控制他国产业；以金融制裁的手段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正是强大的币权使美国能够获取大量国际信用，进而维系庞大的军事力量，军事力量又为美元的霸权地位提供安全保障。

然而，由于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失去了黄金的价值约束，美元大量超发，资本的积累和增值更多地在货币金融领域寻求突破，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化趋势，各类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产业资本则逐渐式微。因此，在国际形态的货币权力体系中，西方产业资本家也成了金融寡头的盘剥对象。在经济金融化最严重的美国，投机盛行，华尔街如同赌场，脆弱的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取代了健康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美联储正驾驭着一台不折不扣的泡沫机器，以前所未有的超低利率债务，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悄无声息地扩张着币权，金融寡头的统治根基不仅没有受到削弱，“相反，金融力量的优势还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二、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扩张币权的主要措施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首先从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开始，危机迅速波及整个金融体系，大量金融机构破产，金融资产大幅度缩水。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快蔓延为全面的经济危机，并扩散到欧洲和全球。面对空前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华盛顿和华尔街的“政治—金融联盟”驱使下，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首先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以拯救金融寡头，通过量化宽松拯救金融寡头和金融市场，巩固美国强大币权的根基。

由于长期的经济金融化进程，金融部门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异常重要，堪比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和发动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旦遇到金融风险，宽松的货币政策是西方央行的首选，央行通过降息和购债向金融市场注入大量货币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纾解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一个直观后果是其资产负债表规模的膨胀。金融危机爆发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不到1万亿美元，到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结束时的2014年10月已达到4万多亿美元，足见危机的严重程度。在非常规货币政策作用下，金融机构获得流动性后，如果能够将流动性输入实体经济，进而促进投资和生产率提高，那么这种情形下的量化宽松是有可能推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改善和就业增加的，反之，量化宽松带来的不是经济的真实繁荣，而是更大的金融泡沫。美联储实施数轮量化宽松后，美国经济的表现正是后一种情况。与经济表现不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获得了大量廉价资金，金融寡头们领到了比危机前还要多的巨额奖金，“华尔街富有的银行家蓬勃发展，而大街上的普通工人却在艰难地挣扎。”正是在美联储的放纵之下，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使用轻松获得的廉价资金继续增加对衍生证券产品和其他复杂证券的投机，回购其股票，操纵股市。可见，美联储的所谓救市，其实救的主要是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宽松货币主要用来暂时冲销华尔街的坏账，实体经济的生存环境始终没有得到改善。奥巴马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实施了八年的再工业化战略，效果一直不够理想；特朗普上台后奉行美国利益优先原则，采取种种贸易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措施，损害他国利益，声称让“美国再次伟大”，等于将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由经济层面升级到政治层面。在收入分配方面，美国在所谓复苏的前3年里，95％的收益都流向了前1％的富人。富豪的收入经历金融危机的打击后，到2012年就回升到危机前的水平。即使在顶层1％的富豪群体里，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在就业方面，美国失业率从2009年开始下降，但主要原因不是经济复苏创造出大量新的高薪岗位，而是大量劳动人口离开劳动力市场和原有低薪岗位的增加。

事实证明，资本都是逐利的，当货币长期处于宽松状态，利率处于极低水平时，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利润率高于实体经济的利润率，这种差距越大，资本就越不可能流入实体经济，只会在金融业中循环，追逐资产升值。一些实体企业即使获得廉价资本，也并不是将资本用于扩大投资的活动，而是投向赚快钱的金融活动（如股票回购）。因此，美国的股票市场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再次恢复到危机前的严重高估水平，资本市场已经不能反映实体经济的真实状况。从美国国内看，美联储实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宽松货币主要流入金融体系，制造了天量的金融泡沫，金融泡沫对应的是资产价格的提高，这等同于给拥有大量金融资产的富翁和金融机构送钱，而普通劳动者和实体经济在资产价格走高的狂欢中却得不到任何好处。从国际上看，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美元大幅贬值，这直接有利于提高美国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华尔街炒家们会在美元利率低廉之机借入美元，转而投资国债利率高的新兴市场国家，无风险套取新兴市场国家巨额财富，海量的美元会导致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这些以美元计价的粮食和能源会间接提高全球市场对美元的使用量，而对于持有美债的国家，由于大量新发美债的出现，削弱了旧美债的实际价值，这些手段不仅增强了美联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也让他国分担了美联储的印钞成本。

其次，美国实施长臂管辖以扩大金融监管范围。为了维护美国全球霸权，尤其是货币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建立一支庞大的司法队伍，保持强大的全球司法行动能力，进而将国内法律凌驾于全球所有国家法律之上，实施长臂管辖，削弱竞争对手的经济和金融实力。长臂管辖起源于美国建国后跨州的司法管辖问题，它最初只是赋予美国州法院对其他州公民或企业的管辖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美国开始将长臂管辖延伸到非美国的公民和企业，同时不断制定相关法律，逐渐将域外管辖合法化。1977年，美国制定了《反海外腐败法》并成功地在全球范围推行。冷战结束后，美国更是将自己的惩罚性立法延伸到了全世界。考虑到美国强大的情报搜集能力和领先全球的信息技术水平，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企业只要与美国发生关联，如使用美元、使用在美国有服务器的邮箱、与被美国制裁的国家进行商业往来等，美国就有能力打击甚至摧毁该企业。九一一事件后，美国通过的《爱国者法案》明确规定美国的执法机构和财政部门可以以涉嫌恐怖主义为由，搜索世界各地任何人的通信和财务等信息，追踪和管控全球每一笔资金流动。由此，美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司法经济“战士”。国际金融危机后，容纳西方资本积累和扩张的空间愈加狭窄，资本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这使得美国更加迫切和频繁地实施长臂管辖，扩大金融监管范围，打击他国企业。

第一，打着预防危机和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的旗号，建立一系列强加于他国的新法律。美国推动设立的《海外账户纳税法案》，规定外国银行、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等必须将美国公民账户信息交给美国税务机构，否则美国将会对其在美收入课以高额的惩罚性税收；《外国账户税务遵守法案》要求包括“避税天堂”瑞士在内的全球各国银行向美国国税局提供其客户的敏感信息；《云法案》则规定任何拥有、监管或控制各种通信和记录的公司，无论这些公司是否在美国注册，也无论这些数据信息是否存储在美国，只要这些公司在经营活动中与美国发生足够的联系，就足以触发美国法律的管辖权。不仅如此，美国还强行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组建了一个美国主导的国际监管体系，要求外国的金融机构向美国国税局报告美国账户持有人的详细信息。这些法案和国际监管体系的制定与推行，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干预全球资本和人才流动的能力，侵占了他国企业的商业秘密，严重损害了他国的金融安全和国家安全。

第二，凭借强大的域外执法能力，屡次对他国企业进行调查和罚款。欧洲是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最大竞争对手，欧美近些年围绕币权展开了一系列激烈斗争，大批欧洲金融机构遭到美国围猎。例如，2013年，美国成功地将代表国际货币市场拆借利率的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的掌控权由欧洲转移到美国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英国渣打银行因违反美国对伊朗和利比亚的禁运令，被处以3亿多美元的罚款；荷兰国际集团、瑞信银行、荷兰银行、德意志银行、巴克莱银行、汇丰银行、法国巴黎银行、瑞士韦格林银行等均遭到美国巨额罚款，一些金融机构在缴纳巨额罚款后宣布永久歇业，一些机构不仅需要缴纳巨额罚款，甚至要允许美国派遣监察员在数年间全权监督企业业务。据统计，2009—2017年间，欧洲银行总共向美国和欧洲的监管机构支付了125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钱款都流入了美国监管机构的口袋。不仅是金融机构，欧洲的一些大型实体企业也遭到美国打压。曾被誉为法国工业明珠的阿尔斯通公司受到美国行贿指控和调查，在支付巨额罚款后，最终被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收购；法国能源巨头德希尼布公司被美国美信达公司收购；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集团受美国起诉一度陷入困境。除欧洲外，中国的不少企业也遭到美国的打压，特朗普政府甚至要推动中美两国经济和金融脱钩。美国之所以能够不断出重拳打击他国企业，不仅因为其通过世界货币美元和先进的网络技术影响全球经济，进而强大的情报部门和金融部门等密切配合，能够掌握大量信息，而且因为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凡是被美国围猎的企业，为了避免沦落到失去美国市场或被美国隔离于世界市场之外的悲惨境地，多数只能与美国相关机构和解，以缴纳高额罚款结束指控。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美国扩张币权最强硬措施无疑是实施新军事战略以维护金融资本全球扩张安全。军事力量是美国维护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又一重要保障。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战争与资本的联系一直十分紧密。战争一贯是资本实现增值的重要途径，一场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战斗双方的融资能力。冷战结束后，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消失，但美国却不断加快对外军事扩张的步伐，主要目的是支配全球重要地区的秩序，维护金融资本全球扩张的安全。“如果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美国冷战后的年均军事预算，比冷战期间还要高出12个百分点。”

金融全球化是最近二十多年来经济全球化的最显著特征。金融资本逐利、寄生和扩张的本性决定了其无法离开广阔的全球市场，由此也决定了当今美国不可能实行所谓的新孤立主义。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在继续保持世界最大军费开支国的同时，实施了新的军事战略。

第一，加快非传统军事领域的军事化进程，谋求新军事优势。美国国防部近些年相继发布了《云战略》《人工智能战略》《数字现代化战略》等多个重要报告，明确把云计算、人工智能、指挥控制和网络安全作为现代战场的支柱，要求推动美国军队作战模式转变，加快拥抱人工智能技术，创建适应时代需要的军事力量。美国还提出“空天联合作战区域”概念，将太空作战融入联合作战体系中；组建太空司令部，太空军成为美国第六大军种；组建“多域作战部队”并部署到欧洲；授权国防部在网络空间开展秘密军事行动；推出《北极战略》，提升与盟友在北极进行情报搜集、通信和巡防的能力；提出“网络战”概念，强调未来网络行动范围不再局限于本国，可以为维护国家安全对全球任意目标实施网络打击。因此，美国在从高科技、人工智能，到网络、北极、外太空等非传统军事领域的军事化趋势十分明显。依托先进的网络技术，美国网络司令部曾对伊朗导弹发射系统成功发动多次网络攻击，五角大楼还曾攻击委内瑞拉的电力和通信系统。电子战和金融战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重要形态，其威力丝毫不逊于以往的热兵器。

第二，加强对全球重要地区的掌控，影响全球资本流向。在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下，财富的形态和金融资本的增值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财富不仅包括以往的土地、商品等，更多的是以债券、股票等形式呈现。金融资本可以绕开繁重的物质生产活动直接以和平方式从物质生产大国和资源大国转移财富。因此，战争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时候，战争不再像过去那样以暴力手段直接掠夺资源、占领土地、摧毁对方，而是将对手置于不安全环境中，从而调节资本流动方向，将资本流向被视为安全区域的己方市场，以便于金融资本快速攫取利润。最近几年，面对世界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出现的“东起西落”“南升北降”态势，美国围绕亚太、中东和欧洲三大地缘板块加快战略调整：高调重返亚太，相继实施“亚太再平衡”和“印太再平衡”战略，将中国列为美国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多次在中国周边虚张声势，甚至试图挑拨日本等国与中国发生战争，主要目的是将东亚地区的丰厚资金驱赶到美国，中断中国和亚洲良好的发展势头；在中东地区时常制造紧张局势，扶植极端势力，在欧洲的乌克兰地区则制造矛盾争端，使俄罗斯和欧洲发生对抗，主要目的是引发中东石油危机，引爆中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削弱欧元和人民币的竞争力，以牺牲中国和欧洲为代价，帮助美国经济实现复苏。此外，美国长期滥发美元，迫使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货币互换和地区贸易本币结算等方式应对不断贬值的美元。美国在某些重要地区制造危机，可以使全球资本为避险流向美国，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美元的避险功能，对冲美元滥发的负面后果。特朗普政府最近几年在中东地区采取的“破坏外交”政策，如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启动美国大使馆搬迁计划，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向沙特政府出售大量军火等，预兆着中东在未来可能会成为世界上动荡最严重的地区。

自从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以来，货币金融就不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权力的展示。美国扩张币权的活动，不仅涉及本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更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权益乃至世界格局的走向。

三、美国扩张币权对未来世界格局演变的影响

世界格局指的是在国际舞台上的主要政治力量在一定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乃至相互制约所形成的一种力量对比态势和结构状态。世界格局说到底是建立在各国实力的基础上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决定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数百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居于世界统治地位，是影响世界格局变迁的重要因素。从总体上看，当今世界格局正在向日趋均衡的方向演变。其一，在总量上，发达国家已经失去了对全球经济的绝对主导地位，相当部分西方国家面临增长乏力、创新能力不足、人口老龄化、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等大量问题的困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尤其是亚洲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持续走强。据相关机构估算，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部分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将是全球经济的领跑者，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从欧美转移到亚洲。从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看，两国实力不断接近。其二，全球治理体系和制度性话语权正在重塑。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频繁“退群”，同包括自己盟友欧洲在内的多国大打贸易战，无视国际规则，破坏二战后美国建立和主导的国际秩序，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在努力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基础上，提出了推动国际秩序变革和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大量新方案与新理念。同时，由发展中国家组建的大量区域性合作平台不断出现，发展中国家在一些国际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有了明显增长。国际权力在西方几个主要国家之间轮换的局面正在终结，发达国家完全垄断国际规则和国际话语权的历史正在被改写。美国扩张币权，看似增强了其对外力量，但实际上会加快当前世界格局在既有方向上的演变速度。

第一，美国币权膨胀导致的一大后果是国家竞争力的持续下降。事实上，美国强大币权的真正操控者和获益者是少数金融资本集团，而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是背离的。其一，金融资本的过度发展造成大量资源流入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几乎被掏空，就业危机、贫富差距、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等问题逐渐显现，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不断创新高，整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也开始受到影响。美国数年前丢失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近些年在一些重要的科技前沿领域被少数发展中国家追赶和超越是实体经济衰退的必然结果和表现。其二，美元失去黄金的价值约束后，美国开启了债务货币化（央行印钞购债）进程，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依靠债务而非生产力进步来拉动，所有经济主体被迫卷入这一债务驱动型的经济体系中，进而金融资产价格不断上涨，债务规模和金融风险持续累积，随时面临金融清算的大风暴。美国不断发新债还旧债，一方面存在巨额国债无人接盘的问题，另一方面必然引发全球对美元贬值的担忧。美国为了防止美元信用动摇和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引致利率上升，进而金融市场发生危机，就需要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随时制造地缘政治危机，发挥美国“避风港”功能，促使全球资金流向美国国债以躲避战争风险，从而压制利率。因此，美国的大量资源被军工集团和金融寡头支配，国内的各种危机不仅始终得不到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化。即使是看似无比强大的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工业，也因国内制造业外迁、大量高端人才流向金融业而受到严重削弱。在中东和东欧，美国由于受到俄罗斯的强有力反击，逐渐失去主导权，对欧盟的控制力也大幅下降；在亚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军事装备技术能力和军事作战能力一直在飞速提升，美国军队已经无法保持对中国的绝对优势地位，美国自二战以来在欧亚大陆几乎第一次被边缘化。

第二，美国币权膨胀导致的另一大后果是美元霸权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其一，美国滥用币权，任意实施长臂管辖，短期内或许可以转嫁危机，获得巨额财富，但势必会加剧美元的离心力，迫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去美元化”，甚至“去美国化”，最终反噬自身、重蹈历史上一些金融帝国自取灭亡的覆辙。“去美元化”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越来越多的案例。冷战期间欧洲出现的离岸美元市场，冷战结束后诞生的欧元，最近几年金砖国家成立的金砖银行和南美洲国家联盟成立的南方银行等都是美国滥用币权的产物。在未来，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面对美联储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去美元化”进程只会加快。其二，美元霸权的重要基础是美元能够在海外流通，或者说海外美元市场的存在和正常运转，但这一重要基础随着美元荒的出现变得越来越脆弱。美元荒原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各国为支付对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所产生的美元债务而普遍发生的美元严重短缺现象。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发行不受限制，按常理说不会产生美元短缺现象，但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和2020年美股出现数次熔断后，全球均发生了美元荒。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和美元资金链，全球投资者抛售金融资产，抢购美元。加上最近十多年来的低利率环境，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借入以美元计价的大量债务，很容易受到全球经济形势影响而发生美元债务违约大潮。数据显示，自疫情全球扩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外流金额高达830亿美元，全球央行两周内累计抛售约500亿美元美国国债以筹集资金稳定汇率。严重的美元荒，不仅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和金融市场动荡等问题，更导致海外美元市场无法正常运转，直接冲击美元霸权。为缓解美元荒，美联储一方面与多国央行合作，扩大美元互换额度，另一方面设立一个国际美元回购机制，鼓励那些在美联储纽约银行拥有账户的外国央行和国际货币机构，以美国国债为抵押从美联储借贷美元。在美国已经大幅降低利率和美联储提供大量流动性的情况下，依然出现美元荒，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过去很多国家借入的以美元计价的大量资金并没有有效地转化为生产性投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部资本。现有的研究也表明，发展中国家债务在增加，但增加的债务并未投入到生产领域，金融空转无法解决债务持续性问题。从短期看，美元荒的出现表明全球金融体系对美元严重依赖，而这种依赖是存在很大风险的，为了消除或降低风险，一些国家也会实施“去美元化”，避免被反复“剪羊毛”。因此，从长期看，美元荒的最终受害者是美国。当前，全球债务规模是全球经济总量的3倍多，发达经济体债务总体规模为180.1万亿美元，新兴市场国家债务总体规模为72.5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债务意味着金融危机和美元荒可能还会在全球上演。

四、结语

币权是商品生产关系发展演变的产物，因而币权来源于货币所代表的人类劳动创造的价值。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及其在全球的扩展，币权发展到国际货币霸权这一最高形态。在国际形态的货币权力体系中，少数实力强大的国家的货币成为世界货币，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全球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

当前，控制全球币权的主要是美国金融资本。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实施的一些列措施，名为拯救经济，实则是掠夺全球财富，在巩固美国金融资本集团掌控全球币权的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美国政府、企业、家庭等部门的债务，助长了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泡沫和金融风险。由于金融资本在全球无法寻找到足够的剩余价值源泉，资本增值得不到坚实的价值支撑，因而大规模金融救助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只能为下一场危机的到来埋下隐患。

事实的确如此。我们看到，从2020年3月以来，美国金融市场发生剧烈动荡，美联储再次娴熟地运用量化宽松政策，拯救市场赌徒，甚至推行“无限量QE”，不仅购买国债和企业债，还公开购买大量有毒资产垃圾债，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一度突破7万亿美元大关。这表明美国经济这十多年来的所谓发展基本是建立在债务与金融投机的基础上，国内巨大的财富多数是由金融泡沫构成，禁不起任何外部冲击，整个经济体离不开廉价货币。此次危机可以看成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延续，表面上看是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但根源依然在于美国失衡的经济结构和不受遏制的金融寡头带来的巨大的金融风险与超高的债务。美国近些年政治内斗不断升级、社会乱象丛生，这些均与经济的糟糕表现密切相关。因此，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实施的一系列扩张币权政策，尽管强化了少数金融资本集团的权力，但却损害了美国其他阶级阶层的利益，加重了产业资本集团和金融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加剧了美国的乱象，美国的乱象不可避免地波及全球。

从本质来看，美国币权的膨胀其实是金融资本力量增强的表现，这带来的负面后果是美国国家竞争力下降和国内各种矛盾激化，在国际上则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去美元化”。因此，美国扩张币权，在维护美元信用的同时，也进一步透支了美元的信用和美国的国力，最终世界格局日趋均衡的演变进程将加快。当然，由于世界格局是在各种力量和多种矛盾的竞争、对抗和转化中不断变迁的，因而世界格局日趋均衡的演变过程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

来源：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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